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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度后半生的亲密战友和伴侣----李淑铮

来源:中国工业报 点击数:   发布时间:2005-07-19

                                                     ----纪念吕东同志诞辰90周年   
                                                    李淑铮(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吕东同志离开大家已经3年多了,但是他的身影,他的一切仍活在我的心中。2005年7月14日是老伴90诞辰纪念日,这更引起我对他的深切怀念。回忆大家共同度过的岁月,不禁感慨万千,至今仍历历在目,栩栩如生。
  在家破人亡中重建美好家庭
  在中青年时期,我和吕东同志素不相识。他长期在工业经济战线上做领导工作,我在党和青年外事岗位上奔波。大家之间没有任何工作接触和联系,大家各自有着美满的家庭。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学问大革命”爆发了,一夜之间,大家这些领导干部都成了“革命对象”。吕东同志受害尤其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是冶金战线的一大奇冤,在秦城监护了4年多,夫人齐列同志也遭株连迫害致死。当时,我在团中央,它是“改组单位”,是“文革”中首当其冲的重灾区。我是书记处候补书记,被夺权下放到“五七”干校。我爱人钱大卫同志是团中央常委兼国际部部长,他患有遗传性高血压,医生早已批准他长期免体力劳动,但在“文革”中率领先遣队去干校,成天搬大箱子、家具等搞重体力劳动,下放不到两个月,在麦收地里就突发大面积心梗又无条件及时医治而病逝,成为团中央干校期间逝世的第一名。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吕东获释,1973年开始恢复工作。同年初,我也从河南干校奉调回北京在团中央帮助工作。那年国庆节,团中央老书记胡耀邦同志先约我到他家做客,书记胡克实同志也在场。耀邦同志向我先容吕东同志的情况后,强调说:“吕东政治上坚定,党性很强,为人忠厚坦诚,作风严谨,是一个德才兼备的难得人才。”过一会儿,吕东也来了,大家聊了一会儿,还到后院克实和夫人于今同志家里共进晚餐。我原本没有考虑过再婚问题,对此没有思想准备,但经耀邦和克实同志的积极推动,感到认识和结交一位老同志也是件好事,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开始和老吕来往了起来。
  大家两人虽然工作经历不同,一个搞内事,一个搞外事,但是在交往中双方都感到共同语言不少。首先,大家都是老共产党员,共同关心的党和国家大事也很多,不论是历史的,还是当今的,话题多得很,说起来没个完,很投机。就是外事,他虽然不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但作为领导干部也多次出过国,特别是老吕对国际共运很感兴趣,对国际问题也很关心。在4年多监禁生活中除了反复精读《毛选》四卷外,还逐个识别世界各国的国旗。大家在工作之余,他经常问起各国共产党的一些发展近况。我虽然大半辈子从事外事工作,但我始终坚持内事是外事的基础,外事是为内事服务的。要搞好外事,必须尽可能多了解国内情况。正好老吕搞国内经济领导工作,是我熟识、学习国内工作的一个好机会。就这样,大家互相建立起感情,并结成伴侣,重建家庭。
  成家以后,大家生活得很愉快、很幸福,双方经过多年尝尽家破人亡的心酸日子后,尤其感到重建美好家庭的可贵。用老吕的话叫做“久旱逢甘雨”。
  老吕有3个女儿,都已成家并有了5个孙子辈。我有1个女儿,几年以后也结婚并生有1个外孙女。大家这个拥有三代人的大家庭,相互之间的关系却都很融洽。开始时可能各自有些这样那样的顾虑,但走到一起以后,很快就融为一体了。回忆起来,最根本的原因是不仅大家俩相濡以沫,而且都热爱孩子,对所谓血缘关系的观念十分淡薄,都把他们看成是大家共同的后代,一起担负起照顾和培育的责任。孩子们也都很孝顺和尊重大家。有时难免偶尔有些小摩擦,经大家俩和相互之间做工作,发扬多些帮助、多些理解的精神,很快也就烟消云散了。大家都很庆幸像大家这样重组的大家庭能够亲密无间地度过近30年的安祥日子。大家都十分珍惜,尽情维护。即使老吕离开了大家,但这个家依然如旧,孩子们感到爸爸已经不在了,就更加关心妈妈了。
  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
  1973年9月到1977年10月这4年多的时间里,中央分配吕东负责华北协作区筹备组的工作,同时兼任国务院钢铁工业领导小组副组长。“文革”期间的种种残酷迫害和4年监护生活的无情折磨丝毫没有动摇吕东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更没有任何抱怨心理。他惟一的强烈愿望是尽快分配给他工作。他对“文革”中国家遭受的经济破坏和损失深感痛心。对几十年战斗在经济战线上的吕东来说,看到这样的现实不由地迸发出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所幸的是邓小平同志于1975年初恢复中央领导工作以后主持整顿工作,领导拨乱反正,使国家面貌为之一新。吕东举双手欢呼,打心眼里拥护。他结合华北协作区筹备组的工作大抓调查研究,以便为恢复经济工作多出一点力。可惜当时“文革”尚未结束,“四人帮”又煽起“批邓”之风。协作区筹备组的少数几个造反派兴风作浪,企图在机关里重新把水搅浑。吕东和筹备组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在策略上巧妙周旋应对的同时,坚决顶住了这股歪风。李先念同志曾对吕东说:“你现在是处在风口浪尖的刀刃上。”
  1976年粉碎“四人帮”前夕,党和国家处在黎明前的黑暗时期。那年天灾人祸接连不断。除了唐山大地震外,更令人心碎的是毛爷爷、周恩来、朱德三位久经考验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先后逝世。吕东的忧国忧民之心更加蒙上了几层阴影。当他听到周总理去世的噩耗时,不禁长时间的放声大哭。大家俩也去了天安门广场,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表达大家的无限哀思和深切怀念。
  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振奋了吕东的心。从来没有看见他那样发自内心的兴高采烈,压在吕东心头多年的忧国忧民之情顿时豁然开朗。他为党和国家的美好前景而兴奋不已,感慨地说: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对工作呕心沥血、精益求精
  1977年12月15日,中央决定调吕东出任三机部部长,后又先后调任国务院机械工业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国家经委常务副主任、主任。从1977年底到1988年4月的10年时间,是吕东拼搏在经济工作第一线的第二个春天。那时他已年过60,在他被任命为国家经委主任、党组书记时他已69岁有余,年近古稀了。但是他始终意气风发,不减当年。他有一个心愿,就是要用自己加倍工作来挽回“文革”期间白白流逝的10年宝贵时光。
  时间不饶人,六七十岁的年纪、又有多年积劳成疾的高血压、心脏病、骨质增生等多种疾病的老人,不能和壮年时期相提并论了。但是,吕东仍不减当年拼命工作、深思熟虑、精益求精的风格,奋不顾身,一心扑在工作上。不同的是,在为事业呕心沥血之际,难免时常为病痛所困扰。1986年3月下旬,他率调查组奔走风尘,先后到云南、贵州、广西3个省、自治区深入基层做为期一个多月的考察研究,回家时,已是精疲力尽,全身关节发痛。他躺在藤椅上哼哼了几天才逐渐缓解。我劝老伴在家休息几天再上班,他怎么也不答应。当疼痛稍好一点,又站起来生龙活虎地去抓工作了。
  他对自己的工作要求很严。根据他几十年养成的党的传统作风,遇事必先调查研究,而且亲入“虎穴”翻腾,弄它个底朝天。在此基础上再以中央的战略、路线、方针、政策和部署为依据,深谋远虑,周密思考,提出决策性的意见。
  吕东担任三机部部长期间,正是全国吹响实现四个现代化号角的历史时期。航空工业是国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深知要把航空工业搞上去的战略意义和艰难程度。他冥思苦想,有时还睡不着觉,深感要想实现航空工业现代化,不借鉴和引进当代先进科技是难以想像的。因此,决定到西方发达国家去考察并探索引进新技术、新设备的路子。他是最怕出国的人,但是,为了借鉴先进科技、与时俱进,只能硬着头皮去。1978年11月,吕东率团到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西欧三国进行为期50多天的考察访问。经过调研考察和反复琢磨,提出了发展航空工业的战略重点和初步设想。时值小平同志大抓科技的时期。吕东在1978年4月下旬和6月26日、27日以及1979年1月18日先后3次向小平同志做了专门汇报,得到了小平同志的肯定,并做了重要指示。小平同志说:“加强科学研究,这是总的趋势……”“科学技术是巨大生产力,在航空工业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如果大家能有一定数量的更高级的飞机,那形势就不一样了。”吕东在小平同志指示的鼓舞下更加信心百倍,千方百计落实小平同志的指示,决心改变航空工业的落后面貌。我感到吕东的一个特点是既始终坚持党的传统法宝,又敢于创新,努力跟上形势的发展。
  不管吕东领导的部门在工作业绩上做出什么成就,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淡泊名利。1982年初,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曾找吕东谈话,要他调任国家经委主任,但吕东十分谦逊,一口婉拒,强调经委是综合性经济部委,建议由一位更有经验的领导同志担任第一把手为好。中央敬重和考虑了他本人的意见,才于同年5月任命他为常务副主任,直至1984年9月才改任经委主任、党组书记。这件事他在家里从未和我谈起过,只是告诉我他工作可能有调动,要去经委工作。上述情况我是在他去世2年后,一位知情同志告诉我才知道的。
  吕东的另一个特点是为人坦诚,敢于直言。他对一些重大问题经过深入研究形成意见后,敢于开门见山发表,很少考虑个人的得失、后果。1987年10月传出政府机构改革方案中将国家经委并入国家计委的设想。吕东根据多年从事经委领导工作的体会,认为从我国经济运营的实际出发,在一个时期内保留国家经委这样一个综合部门是非常必要的。由于年龄关系,他早已明确很快即将卸任,但他当时还是经委主任。经过再三考虑,觉得为了党的事业,应该抛开一切顾虑,坚持有必要提出自己的意见。同年11月,吕东正式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对国家机关机构改革的建议,申述保留国家经委的理由。尽管当时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但是没过多久,由于经济工作的需要,又重新组建国家经贸委。
  对国有企业和老职工的深厚情谊
  从1988年4月卸任行政职务、退居二线以后,吕东在党内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同时任中国工业经济协会会长。这时他已是73岁了,又体弱多病。我替老伴松了一口气,希翼他不要像在第一线时那样把弦绷得那么紧,而是在工作之余,多注意养养身体。但是他说,不行啊!当前经济改革逐渐深入,进入攻坚阶段。国有经济特别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面临困境,退出第一线后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来研究国企改革问题。我支撑他的想法,但是建议他不要太急,要量力而行。这期间,他经常收到各地特别是辽宁等东北三省一些国企领导人和下岗老职工的来信,诉说他们面临的种种困难,希翼代他们向中央、国务院反映。每当看到这些材料,吕东都激动不已,有时坐卧不安。我逐渐更深刻地理解搞了一辈子工业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吕东,对国企、对老职工的感情是非同一般的。
  从1988年初到1996年这8年中,吕东大搞调查研究,走遍南北各地,考察各类企业,力图从实际中总结和寻找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出路,在调研基础上写出报告和建议。这几年,他不但没有稍加放松,而是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一个接一个地深入基层,出差的频率甚至超过了担任现职时期。每当回来时他总是感慨万分,滔滔不绝地诉说国企和下岗职工的困难。在献计献策的同时,他还到处奔波,向有关部门和领导呼吁,维护国企和老职工的权益,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吕东不顾身体、干劲十足地抓工作,由于劳累过度,于1993年7月初突发大脑多发性腔隙梗塞,住进了医院。因是初犯,经过两个星期的治疗,缓解了。医生嘱咐千万要休息避免复发。我也反复劝他在家呆一段等身体康复后再抓工作。但他对自己的病情估计不足,对国企改革问题又心急如焚,反复对我说他已经好了,“不碍事”,照样参加各种工作会议,不到一个月又去内蒙古考察十几天。这一累,从呼和浩特市回京不几天又第二次复发,比第一次严重多了,在医院治了好长时间。这才逐渐引起了他对病情的重视,但由此又引发了他的沉思。一天在医院院子里散步、谈心,大家俩长谈了一两个小时。他说,原来有个打算,摆脱行政工作后,集中时间好好把国企改革,特别是如何搞活企业,转变国企的经营机制等重大问题系统地做些调查、考察和总结,再向中央提出一些中肯的建设性的建议。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工业发展面临着一个全局性、根本性的转变,就是真正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从速度型向效益型、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转变。不过好这一关,就很难实现工业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我听了他的看法觉得很有启发也很重要。他还说,这样重大的战略性难点得花5到10年时间才能摸得透、谈得准,而且要和实践相结合。说到这里,吕东叹着气对我说:“原以为自己的身体还能干上十来年没有多大问题,但这次发病来势很猛,看来是难以如愿了。”说着说着,他就沉思不语了。我反复安慰他,劝他要“服老”,年近80岁的老人千万要注意身体,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余热。
  此后,因不时进出医院,出差下基层大大减少了,但只要身体稍有好转,他仍然思考关心着这些重大问题,有机会时找有关部门、省市同志商议。有时半夜醒来突然感到有些新思想、新点子萌发,还是像往年一样喜欢起床用纸记上一笔,再入睡。
  在最后三年的日子里
  1999年以来,吕东的身体越来越衰弱、恶化。但是,他的精神境界,始终没有离开工作,还时刻关心着党和国家大事。
  199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首先是建国50周年大庆,要举行隆重纪念活动;年底12月20日又是澳门回归祖国的大喜日子。老吕那时多种疾病缠身,出门已离不开轮椅。早在国庆节前两三个月他就在考虑争取参加上述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为此,配合治疗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活动。在自己下决心克服种种病痛的情况下,加上我和秘书以及其他有关战友做好精心周密安排,吕东同志竟然参加了观看阅兵典礼、国宴、天安门城楼放烟火等所有主要庆祝活动,连游园和展览活动也没有错过,一个不漏。12月下旬,又参加了庆祝澳门回归的国宴。每当参加一项大活动,我都提心吊胆,捏一把汗。幸好都安然无恙地参加了。我深感如果没有强烈的政治热情和坚强的毅力是难以想像的。
  进入21世纪以后,吕东在病榻上仍不时若有所思,有时还下床在移动小桌上写要点,酝酿一些思想。我问他想搞什么,他说:“总结工作经验。”开始,我不太理解,劝他说,9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了《中国工业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吕东经济文集》、《吕东经济文选》等3本专著,《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4卷中的吕东小传也已于2000年底出版,对工作已经做了总结,完成了任务。大家家庭情况也很美满,女儿、女婿和孙子辈都不错,现在老伴应该心情舒畅地安心养病,延年益寿才对。但是,吕东仍然放不下心来。经过多次谈心,交流思想,我才弄清了老伴儿的心思。他说,问题是,尽管3本专著洋洋100多万字,但是比较散,许多重要的观点、体会都分布在数百篇文章的字里行间,很不集中和系统,加上国家经济形势还在不断发展,针对新情况,有些言犹未尽之感。为此,吕东想把几十年来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体会、教训和一些深层次的思考提纲挈领地集中写一篇。他自知自己体弱多病,力不从心,但他又觉得此事很重要,非办不可。每当清醒时,就显得特别着急。一次星期天,我让秘书休假,但吕东又突然想起这件事,埋怨不落实,进展很慢,急着要把秘书找到医院做出布置,而且激动得流泪。这使我逐渐意识到老伴儿对这件事看得很重,这是他一生对后人的政治交代,应该全力支撑,尽快帮助实现。我请组织上派一位同志做助手,将吕老的口述记录整理出来,配上重要的工作照片,一并印刷出版。2002年春天,吕东的最后一本著作《对经济建设的回忆与思考》小册子问世,当他手捧图文并茂的新著时,压在他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不禁露出了发自内心的微笑。一次练字时,他由衷地写了六个大字:“知我者老伴也!”
  遗憾的是新书出版没两个月,老吕就去世了。这本小册子也就成为他和大家告别的遗著。
  在最后一段时间里,吕东深感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急于要办一些想办而尚未办的事。例如,他托人多方寻找老母亲的墓。经过反复寻找,由于“文革”期间的破坏,墓已经被平掉了。为了表达他对母亲的敬意,大家在家客厅里临时布置了一个灵堂,吕东率领家人向她老人家多次深深地鞠躬才算了却这桩心事。我感到欣慰的是他没有带什么遗憾而宁静地离开了人世。
  老伴吕东走了,但他的遗志和大家共同生活中的一切美好回忆将永远激励我为党、为祖国、为人民的伟大事业鞠躬尽瘁,奋斗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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